留苏期间，蒋经国的政治素养得到良好、集中的锻炼。他当时确实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，又为热气腾腾的革命环境所感染，他的言和行都充满了革命的气息，给自己涂上
了一层层有效的政治保护色，并与学习革命理论相配合，对苏联社会的不同侧面进行了深入的详尽的正反两面的调查了解，这为他以后在赣南地区从政发迹积累了政治资本，也为他更以后的反共活动准备了很有威力的炮弹。他在苏联的12年里，与他同时代的苏联人，也罕有人像他这样对苏维埃社会有如此广泛的体验。蒋经国现在已经是27岁的成熟男子汉，他的眼光和命运将再次投注到这块土地及其人民身上。
作为政治家的蒋经国，在苏联学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统治手法。留苏期间，他对无处不设的基层组织及强调发挥党支部的“战斗堡垒”作用，对如何实行对军队的政治领导和监督，对如何为实现既定的政治、经济、、等目标去宣传、鼓动、组织群众，对如何把秘密警察纳入国家行政、党务和监督体系等具有苏联特色的统治方式，是感同身受的，内心深处是赞赏和厌恶兼备，但他在潜意识里又产生将此移植到中国、由他来改造推行的打算。可以说，以后在赣南和台湾，蒋经国的所作所为就是苏联方式的形式翻版，只是社会性质不同而已。当然，他在苏联也学到了高度集权和个人专断的一套严密的制度和办法，使他形成事无巨细都要独断的执政风格，直至死前坐在轮椅上还是如此。
不管怎么说，作为一个在中国有影响的政治家，蒋经国在苏联的12年没有白呆。这12年为他积累了一生的资本，注定了他一生的走向，铸造了一位政治家的磨炼平台，创造了一个在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下的命运传奇。他这段悲喜交集、五味俱全的特殊经历，给他后来的为政生涯打下了深刻而鲜明的烙印，是使他成为“那个时代的那个蒋经国”的关键经历。
蒋介石明显感到儿子变了，当务之急是要把他变回来。他让蒋经国回到溪口，有着很多层次的用心。溪口非常安静，蒋经国可以慢慢地洗脑，从容不迫地修心养性；脱离政治漩涡的暄嚣，慢慢熟悉周围的环境，由调整而适应。如果放在南京，他自己日理万机，焦头烂额，没有时间去照顾儿子，又怕党找他的麻烦，又怕和后母宋美龄合不来引起误会和冲突。而和毛夫人一起居住，可以使蒋经国尽点孝，慰籍她冷寂的心灵。真是一举数得。
蒋介石重点关注的还是洗脑。他认为，蒋经国经过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长时间的陶冶，中“毒”很深，洗脑的任务十分艰巨。为了全面实现自己的意图，前妻毛福梅按照中国民间给蒋经国补完婚礼不久，蒋介石来到溪口，他是特为安排儿子的前途回来的。说实在的，他对惟一的亲生儿子蒋经国一直很钟爱，从小管教也很严。他懊悔自己走错了一步棋，把儿子送到苏联，受到了十多年马列主义的熏陶，走了一条与父亲相反的道路。儿子人是回来了，可思想还没有回来。国民党的字典里，虽然找不出“思想改造”这个名词，却并非说，国民党人压根不搞思想改造。尽管蒋经国一再在他面前表白，忏悔自己在莫斯科“攻击父亲的叛逆行为”，表示要改信三民主义。但是蒋介石总是不放心，洗脑哪是那么容易的？
这次回乡，他给儿子带来了一位先生，此人四十开外，长袍马褂，一副学者派头。他就是前北洋政府大臣徐世桢的儿子，现任江苏省民政厅长的徐道邻。
在客厅，老蒋对小蒋说：“你十几岁出国，一去就是12年，对我国固有的道德哲学与建国精神没有深切了解。我们中国自有好的东西，从孔夫子到曾文正公，道德文章，足为后世楷模。我这次给你请来的徐道邻先生，是当今名士，博学多才，古文底子厚实，且又留过学。1935年他曾经在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担任过设计委员，那时我还经常向他请教呢，这次我特地请他来教你四书五经，你要好好跟他学。”说罢就叫人请来徐道邻，监督蒋经国拜见了先生。
说透了，老蒋是要小蒋在家乡溪口熟悉因在苏12年间已生疏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国民党的理论、蒋介石的主张，进行中国传统的古典、历史和哲学的补课。其中，孙中山博士和曾国藩理家治国的学说是必修课，带有一定强制性。一些古诗词则必须学会背诵。蒋经国后来回忆说：父亲对我最大的担心是多年的国外生活令我忘掉传统，背弃祖宗，怕我对中国传统失去兴趣。